《南京照相馆》里的“性”元素在表达什么？
近期上映的电影《》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，通过照相馆暗房中显影的底片，揭露日军慰安所内触目惊心的暴行。片中歌女林毓秀的牡丹旗袍被撕碎，脖颈的掐痕“如紫黑色的蛇”，大腿内侧滴落的血迹在青石板上“开出绝望的花”——这些隐晦却极具冲击力的镜头，正是对20万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艺术化呈现。
今天8月14日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，该纪念日源于1991年韩国受害者金学顺首次公开控诉日军暴行。
南京大屠杀期间，数万名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奸，截至今年，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幸存者，仅剩7人。
（前方含《南京照相馆》剧透）
《南京照相馆》毓秀给日本人唱戏回来后，头发乱了，妆也花了，遭遇了什么不言而喻。但一个更小的细节是。当毓秀刚搬进照相馆时，老板娘嫌戏子脏，不让毓秀睡床。
毓秀嘴上说得好好的，一转头就躺上了主卧的床。但从日本人那回来后，毓秀再也没有睡过床。发生那件事之后，连她也嫌自己脏了。
日军慰安妇制度是性别暴力与女性客体化、物化的极端案例。电影中，日军将慰安妇视为 “不如日本狼犬” 的物件，称她们为 “鲜肉”“军需品”，强迫她们成为 “性行为容器”。而现实中，日军通过 “强掠、骗征、俘掳” 等手段，将 40 万亚洲女性（其中 70% 为中国妇女）变为性奴隶，75% 的人因虐待、疾病或屠杀死亡。
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将女性彻底物化：不仅是身体的工具化，受害者被剥夺人格，沦为 “军需品”；还有身份的抹除，她们自己的姓名被取代为 “第**号慰安妇”，个体价值被完全否定。
正如心理学家 Fredrickson 所指出的，性客体化将女性身体 “剥离人格，沦为纯粹工具”。
同样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战时慰安妇制度的悲剧从未真正消失，女性的客体化与物化延续至今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。
例如，现代的选美比赛、娱乐产业中，女性被简化为 “臀翘胸大” 的肢体符号；社交媒体进一步加剧了 “自我客体化”，使得女性被迫通过外貌获得社会认可，进而导致一系列身心问题。
最可怕的是这种结构性压迫的延续从未停止，由研究者Bareket和Shnabel主导，在2020年发表在《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》的实证研究，“男性通过行客体化女性巩固支配地位，当男性权力手女性威胁时，其物化倾向显增强。”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南京照相馆》通过林毓秀的角色反抗这种物化：她以“唱《穆桂英挂帅》到喉咙出血”宣告主体性，最终用相机“枪毙”战犯，完成从受害者到历史记录者的蜕变。
而林毓秀的反抗，恰恰指向了我们现代性教育的核心方向。
1. 批判权力不对等的根源
联合国将“冲突相关性暴力”（包括强奸、强迫怀孕等）定义为“通过性支配摧毁族群尊严”。这种以权力压制为本质的逻辑，绝非只存在于战争中——职场性骚扰的隐晦施压、家庭暴力中的控制与伤害，本质上都是权力不对等催生的性剥削。
性教育的第一步，就是撕破这种“权力支配”的伪装，让人们看清：任何以强势地位强迫他人屈从的性行为，都是对人性的践踏。
2. 构建性别平等的认知基础
打破这种支配性叙事，离不开扎实的性别平等教育。这不仅是破除“女性就该顺从”“男性必须强势”的刻板印象，更要让每个人理解：性别是多元的，性自主权（包括对自己身体、欲望的掌控）与性别表达自由，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。
在此之上，学会“尊重边界”——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，也不默许他人越界，才能建立真正平等的交往模式。
3. 明确“性同意”的底线原则
日本右翼妄图用“自愿”美化慰安妇制度，可在战火与强权下，那些被胁迫的少女何来“选择”？今天的性教育必须划清红线：只有明确、持续、出于自由意志的同意，才是真正的同意（即“积极同意”）。
沉默不是同意，被迫妥协不是同意，被权力压迫下的屈服更不是同意。让“尊重同意”成为共识，正是对所有非自愿性暴力的根本反抗。
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中，那些“持续显影”的底片与《南京照相馆》的相册形成时空对话，共同完成对历史的审判——正如电影台词所言：“南京死了，但证据还活着。”
当我们从“华华”的啼哭、林毓秀的银簪、彭氏姐妹的泪水中拾取碎片，需铭记：对抗性暴力，不仅是还原过去，更是构建一个基于性别平等与人性尊严的未来——在那里，每一句“不”都掷地有声，每一次“是”都自由无惧。
我们需要以教育为武器，终结“暴力被默许、沉默被合理化”的历史循环——唯有如此，才能实现电影中林毓秀用相机“枪毙”战犯的象征意义。
性教育教的不只是知识，是给每个灵魂铸一面盾——挡住权力的霸凌，护住身体的主权。当大家学会坚定说“不”，当平等的种子破土，高质量的关系才会建立，才会发展。
这也就我们能从性教育中给到大家的，走向未来的一缕希望之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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